主持人：马浩宇
分享人：高枭骁、黄思萌
评论人：于桐月、李玉玲；林渭钧、王波
参会人：金茹雪、邓玉红、凌森、徐亮亮、杨永远、刘莹莹、毛瑞、相金贝
时间：.07.：30–17：30
地点：社会学院室
西敏司《甜与权力》读书分享
高枭骁
引：作为文化的饮食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便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世界的许多事物都在发生神奇的变化，而更深层次的便是观念的变化。就近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观念更是变得复杂多元起来。而我要提及的就是饮食观念的变化以及背后深层次的意义。事实上这是中国最有趣的一个时代，传统的、转变中的、新生的饮食观念共同存在这个社会之中，并通过年龄做出了最鲜明的区分。老一辈人接受了传统的中医思想，在饮食方面也更多接受阴阳调和一说，而父辈作为经历过改革开放大变革的时代，所谓科学的观念与传统理念在饮食之上交织，他们会讲究食补讲究冷热，但也会杂糅现代科学的各种知识，而新一代更加注重科学（至少是表面上的），所以诸如“控糖”、“低碳水”乱七八糟在我看来有点反人类的文案遍地都是了。在饮食消费上也是如此，从经历过饥饿的老一辈，到物质丰富时期的新一辈，饮食消费也是变得花样百出，从吃饱到吃好到现在消费型饮食（不然也不会出现茶颜悦色之类），我们的食品选择权也一步步被社会中的商业化势力牢牢掌控，成为单向度的人。
所以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标志，饮食（尤其是大众饮食）其实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在消费社会中，食品被各种营销与宣传。国家与资本的权力交织在其中，食品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商品，是一种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产物，大众媒体、政府、专业机构、医院、科普等等都通过其话语权以客观，科学，关切而非政治的形象将食品的评价标准赋予给每一个人。（茅台，健康饮食标准，小康生活等等）当食品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那么它与时代变迁，资本主义全球化又是如何联系的呢？（对于生活在全球消费文化体系中的我们，这种体会会更加深刻）而西敏司借由蔗糖这一对象，揭示背后的社会联系，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以小见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饮食是一个生理问题，也是一个美学问题，更深层次的是社会问题，“抵达某个文化核心的最好途径是通过它的胃”说的便是这个道理。事实上，不止是蔗糖，棉花、可可豆、茶叶的生产消费都随着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而西敏司思考的是“糖”这样一种物质以及“甜”这样一种口味是如何进入到世界历史之中的，并如何对近代世界的历史产生影响。因此西敏司在序言中写到：“是的，这是一本写糖的书，然而我希望它也能帮助读者们去洞悉那个由糖、奴隶劳动以及西方帝国殖民历史的红线所纺就的宏大织体。”1.食物、社会性与糖西敏司在全书的第一章中就明确指出:“人类的食物偏好位于其自我界定的核心地带，在人们看来,那些吃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的食物,或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吃类似食物的人,往往与自己有着天壤之别,甚至更为低等。”食物的需求是人类最基础的需求之一，但不仅仅只是一种生物行为。食物选择与饮食习惯包含着大量的社会文化意义。罗伯特·斯密斯与罗娜·马歇尔都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食物与社会关系有很强的联系。列维·斯特劳斯也指出：在吃起来好之前，必须首先想到它好。不过，现代生活中的食物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与表现形式已经改变。“进餐是如何与现代工业化社会相契合的，或者说现代工业化社会到底是如何影响进食的社会性的，特定的食物以及进食方式到底是怎么在人们的日常饮食中被添添改改的。”这正是西敏司想要讨论的问题。为此，西敏司选择了蔗糖作为讨论对象。从公元年后欧洲人得知蔗糖的存在，年蔗糖成为了欧洲贵州间的奢侈品，年却变成了日常饮食，而到年时，蔗糖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热量来源。如何，为何，怎样正是西敏司讨论的重点，也是选取蔗糖为对象的原因。因此西敏司强调“要研究关于蔗糖的历史，我们便需要探究蔗糖食用背后的意义。”西敏司将蔗糖比作检测环境的石蕊试纸，“通过它的变化强度、范围以及扩散速度，那些肉眼可见的特征与其他特征的关系就呈现了出来”、“蔗糖的生产与蔗糖消费之间的关系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同样蔗糖的用途以及它所引发的意义也在不断的变化。”、“通过聚焦于蔗糖，事实上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它与其他食物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变化的：这些食物有的与蔗糖相互交融，有的则是被它最终取代。”正是对食物背后意义的重视，西敏司得以从蔗糖的文化意义中感知历史的变迁，因为在这里文化，社会与历史变成了同义词。文化必须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产物，还是一种产生过程;不光是被社会所建构的结果，也是社会建构的过程。2.生产甘蔗最早在远古时期的新几内亚开始人工种植，现今确凿无疑的关于制糖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公元年，佛教典籍《律藏》中以类比的方式描述了煮沸汁液、制粗糖蜜和制作糖球的过程。在4至8世纪，主要的制糖中心似乎是印度河三角洲西部的沿海地区。8世纪以后，蔗糖才开始被欧洲人了解和消费，当时阿拉伯人向西方的扩张标志着欧洲人对糖的认识开始发生转折。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埃及的制糖技术，随着征服的结束而在地中海地区传播开来。很多世纪里，地中海沿岸地区生产的蔗糖一直供应着北非、中东和欧洲大陆，一直到16世纪晚期，当新大陆殖民地的蔗糖生产居于支配地位之后，该地区的蔗糖生产才趋于终结。十字军东征的结果之一是欧洲人变成了蔗糖的生产者，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大西洋岛屿上所发展起来的制糖业给欧洲的蔗糖消费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改变。大西洋诸岛是制糖业从旧世界迈向新世界的垫脚石，新世界的制糖业的原型便是在这些岛上得以完善的。在大西洋诸岛上建立甘蔗种植园，使用非洲奴隶作为劳力，为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市场生产糖。正是由于这些种植园的出现，确保了葡萄牙的贸易路线从非洲向东方延伸。西敏司敏锐地发现，蔗糖在某些国家的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预示了，甚至可能是直接塑造了它们的政治未来。使用奴隶进行劳动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大西洋岛制糖业的特点。西班牙是美洲甘蔗种植、制糖、奴隶劳作制度以及种植园的肇事者。随后，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不列颠开始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蔗糖制造者和出口者。17世纪头几十年间不列颠、荷兰和法国建立起了加勒比种植园，直到19世纪中期古巴和巴西成为新大陆蔗糖生产的主要中心。然后西敏司对蔗糖在英国的兴起进行介绍。英国本土的普通民众能时常享受到蔗糖带来的甜蜜感受却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非洲人无尽剥削上的。最初，英格兰不过是在地中海商人手里买到有限的一点蔗糖，之后则用自己的商船进口数量略多的蔗糖，后来又从葡萄牙那里大量购买蔗糖，最后发展到建立起自己的蔗糖殖民地。随后为了满足国内大量的需求，蔗糖的提炼加工完全在英国自己的糖厂中完成。这一切变化都是咋英国国家权力的羽翼之下形成的，每一个环节都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还有政治的运作。但是随着糖的消费越来越大，并成为无产阶级的日用品之后，大规模的生产便不再允许国家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去妨碍它的发展了。17世纪中期以前，西印度群岛上的热带作物种植的主力主要是小规模的农场，其劳动力多为来自欧洲的契约佣工或罪犯。随着蔗糖等热带产品在欧洲消费市场的扩大，种植园代替了小规模农场，来自欧洲的佣工和少量的印第安人奴隶无法继续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因此英国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贩运非洲人到新大陆的奴隶贸易。“为了获得奴隶，欧洲的产品被运往非洲；而通过奴隶们的劳动，财富在美洲被创造了出来。大部分奴隶们所创造的财富都流向了英国，他们制造出的产品在英国本土被消费掉，而不列颠人的产品则让奴隶们去消费，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奴隶们自己最终也被消费掉。”由于甘蔗制糖关系到恰当地种植、及时迅速地砍伐和碾磨，以及熟练地加工等一系列过程，这就决定了这始终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其次蔗糖种植园这种独特的农场与工厂结合的生产模式是一种工业化了的企业，由于它本身以利润为导向，种植园就具有了高度的时间意识，科层化的管理体制，农业生产与监视的混合等特征。另外种植园也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和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因此，虽然种植园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的，但西敏司认为它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环。种植园是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欧洲的消费提供了商品，也为欧洲的生产提供了市场。西敏司指出，这些奇特的农用工业企业为英国本土的某些资本家阶层在他们正在资本化的时候提供了养分。3.消费，权力简而言之，糖的消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糖很珍惜时期，它被作为药材、香料、装饰品、防腐剂，是贵族的用品。第二阶段，随着制糖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加了糖的茶与糖饴的出现，糖成为了奢侈品。第二阶段，随着技术与商业的发展，蔗糖成为了日用品。这背后也有着消费群体的转化，第二阶段之前糖是富人的消费品，而之后糖的主要消费者成了穷人。这背后既是劳动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变迁，也是英国各个社会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也是糖的象征意义衰落的过程。因此西敏司提到食物的“意义”其实与国家统治者的意愿和利益，以及国家本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食物的内在意义始于社群的利益和日常表中体现的。在我国这个变迁体现的更为迅速与生动，肯德基最初进入中国时，许多人会专门穿西装去就餐显得十分高级，而现在肯德基的经营策略只是中等餐厅。西敏司进一步思考：什么样的消费，以及这种消费对于消费者而言应该增生出什么样的意义，才具有一种社会整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对那些社会的支配者而言。在这个过程中内在意义发生了两个过程“顺延”和“广延”。在“顺延”中，一群人复制、模仿甚至是竞争性地仿效着另一群人的消费实践，而这一群人通常有着更高的社会地位。“广延”则是新的用途和意义不时地被创造出来，而这并不仅仅是在模仿。这就像是时尚，时尚被上层阶级创造出来，被下层模仿，但是上层虽然创造了流行却无法控制流行的新意义。西敏司认为这背后就是内在意义与权力的关系。糖最初是有权阶级的用品，之后被中层模仿最后传播到下层。随着传播的过程，糖的用途场所也越来越多，从糖雕到糖饴最后啥都有糖，新的用途与意义也被开发出来了。放在我们生活就很好理解，计划经济时代，买糖果是件奢侈事，水果糖要特殊身份才能买到而许多人也只能吃到劣质的古巴糖。随着改革开放糖果变得普及但它还有一定经济价值，于是成了婚宴喜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一直延续如今，然后到今天，随着生产过剩，糖的危害开始被人们不断地提及，许多厂商为了推销利润更大的无糖代糖产品，也加大宣传，糖在很快的过程中就变成了反派了。这背后也有着身份权力的逐步退场和经济能力走向台前的过程。因此对于食物意义的控制也就成了一种统治手段。正如韦伯所言，人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而格尔茨认为文化就是意义之网。西敏司批评了格尔茨的观点。意义之网上的时间与空间都凌驾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上。因此当意义从一个群体流传到另一个群体，就是意义与权力衔接最为明显的地方。这正是西敏司强调的，食物的消费不仅仅是意义上的，更是权力上的。当工业化与城市化侵蚀着我们的生活之后，为了配合现代工作，我们的作息时间与饮食也被改变，这时凭借脑力劳动的工人就需要在有限时间内获取足够多的能量，那么糖的需求就必然会提升。这个变化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在饮食模式上，穷人的能量主要由廉价的蔗糖提供，而肉蛋奶就更多的提供给富人。而如今这种模式也被加以利用，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以糖为主的生活是不健康的，因此你要低糖、控糖，热量剩余带来的肥胖又可以创造身材焦虑。由此创造出新的欲望与消费，饮食模式由此被扩展成了一种生活模式。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划分变得更加精细，有糖、无糖、低糖，全脂、低脂、0脂，无糖甚至可以分为阿斯巴甜为代表的廉价代糖与赤藓糖醇为代表的高品质代糖（我头疼）。而在文化语境下，可乐成了肥宅快乐水，似乎元气森林小布尔乔亚了一点？贵一点倒是真的。因此饮食是社会性的牵扯到交流、给予和索取、寻求一致性、个人的基本需求、通过照顾到别人的需求来妥协。社会互动为人们意见的表达以及群体内部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这不应被视为是加诸在个人自由之上的束缚。啊，所以我们的选择真的不完全是我们的选择。而当资本意识到对劳动者加以刺激，就可以让人们产生新的欲望，新的欲望又可以提升劳动力本身的生产力。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你的工作生活本来只需要一台普通的电脑，但是经过疯狂的宣传与刺激你接受“你的下一台电脑何必是电脑”，产生新的消费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你就需要努力工作获取更多的金钱以便于满足你新的欲望。在这个观点下，我们会发现意义是社会结构的产物，人很少有赋予意义的自由，意义更多的是被认同而非编织的。西敏司认为，造成这一切变革的决定性原因，是一种广泛性的经济力量所创造出来的环境，或者说是一系列的情势。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并不是是创造象征和赋予意义的过程让英国人得到了糖，真正让英国人得到糖的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担保。因为当英国人嗜糖如命时，想他们供应糖就成了政治经济任务了。最后，西敏司总结说，“当人们一旦习惯于糖的食用，而欲求糖的人群能获得近于无限供应的糖时，意义和权力触及到了一起。这就是生产为什么必然会与消费相联系，以及所谓的内在意义必然会与更大范围的‘外在意义’相联系的原因。”西敏司认为自己对糖的研究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