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群慧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投资

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投资

作者：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年第3期

摘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要牢牢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既要强调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但又要拓展投资空间，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构建新发格局，投资要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投资方向更加倾向于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这可以划分为“补短型”与“升级型”两类。所谓“补短型”投资针对发展中不平衡的领域进行的投资，这类投资有助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协调性、疏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从而畅通经济循环扩大经济流量，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民生事业、区域协调、生态保护等领域；所谓“升级型”投资针对未来经济现代化发展方向进行促进经济高级化现代化的投资，旨在从国民经济循环角度提供经济循环的新动能，培育经济新增长点，从而增强经济循环动能、提高经济循环水平，重点方向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投资。新发展格局下有效投资要注意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提高公共投资效率、发挥市场机制促进民间投资发展、促进国内外双向投资发展等方面问题。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有效投资；补短型；升级型

　　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毋庸多言。经济发展需要通过投资增加资本设备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投入等，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尤其重要。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万美元，已经很好地解决了“双缺口理论”所揭示的投资资金投入问题。中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步入了新发展阶段，要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十四五”规划围绕着新发展格局这个“纲”，提出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并要求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补充短板、培育新增长动能进而畅通国内经济循环，这仍是经济工作的主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的宏观政策导向下，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投资的重点将集中在围绕优化结构、补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和提高投资效率等方面。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投资逻辑：补短与升级

　　在宏观需求管理的框架中，内需与外需是一对最基本的关系。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来，以开放促改革，总体上实施了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更多地依靠开拓外需促进经济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强调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和宏观政策。以后在年国际金融危机、年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需受到巨大冲击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战略都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结合当时背景具体化为相应的政策内涵[1]。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中央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经济工作主线与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供需之间动态适配，促进经济循环，实现经济增长。而从扩大内需角度看，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则是宏观政策的核心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总体上是与持续高投资率相伴随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贡献率绝大多数年份都在5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接近70%，资本形成率绝大多数年份在35%以上，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资本形成率更是连续几年超过了45%，年的峰值高达47%[2]。中国这种持续多年的高投资的经济增长现象在国际上很少见到，日本在—年资本形成率曾达到35%-37%，韩国—年曾维持了一个较高资本形成率，高峰为39%。正是这个原因，高投资一直以来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解释因素和先决条件，“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如此之快”这个问题大部分可以简单地回答“因为投资如此之高”[3]。

　　但是，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这种高投资导致的经济增长往往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是一种粗放的规模扩张性的增长模式。年我国的我国的资本边际报酬率（MPK）为0.23，到年已经降低为0.13。吴敬琏全面分析了过度投资对经济结构的扭曲以及导致了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和金融系统风险积累的问题[4]。也就是说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并不是一个合意的可持续增长模式。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工业化进入到后期，城市化进程日益深入，“三驾马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消费率都整体上呈现提升的趋势。虽然单纯提出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可能还具有争议性，但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占比提升是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的一个重要表现。随着我国步入工业化后期和城市化加速阶段，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断提高，最终消费率从年的49.3%上升到年的55.3%。因此，逐步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无疑是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也是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的扩大内需战略的关键要求。但是，居民最终消费是收入和就业的函数，而收入和就业的增长又要取决于有效投资的增加。因此，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下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既要强调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但又要拓展投资空间，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内大循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投资。这需要看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更加强调符合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的增长，还应该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新发格局下的投资要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投资方向更加倾向于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包括增强创新能力、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改善民生、缩减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解决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难题等方面。具体可以把这些投资方向归结两大类，“补短型”与“升级型”。所谓“补短型”投资针对发展中不平衡的领域进行的投资，以协调发展理念解决经济发展的短板问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这类投资有助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协调性、疏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从而畅通经济循环扩大经济流量。所谓“升级型”投资针对未来经济现代化发展方向进行促进经济高级化现代化的投资，以创新发展理念、实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解决经济发展不充分、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的问题，在新发展格局下这类投资旨在从国民经济循环角度提供经济循环的新动能，从而增强经济循环动能、提高经济循环水平，具体可以归结为表1。

　　从宏观调控看，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内涵在于将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仅仅满足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短期增长意义的投资并不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投资，而既能满足扩大内需要求又能够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的投资才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所要求的投资。显然，“补短型投资”在能够直接通过投资实现扩大内需的同时，也满足了“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改革的要求，而诸如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这样的“升级型投资”同样在拉动大量的内需同时，也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促进数字经济和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有效投资的逻辑是“补短板”和“促升级”的结合。由于“补短型投资”和“升级型投资”都会扩大内需而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还可以相应地进一步引申为存在两类经济增长，“补短型增长”和“升级型增长”①。

①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两类增长与已有研究(刘世锦，）提出的“补短型增长”和“升级型增长”[5]并不相同，刘世锦所提出的“补短型增长”是指低收入阶层追赶高收入阶层带动的增长，其更多地直接体现为由于中等收入人群增加而引起的消费增加带来的增长，不是这里的投资带来的增长。

二、“补短型投资”的重点领域

　　由于初始条件、现代化路径和经济发展战略等各方面原因，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表现多方面的，这决定了在许多领域相对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存在发展的短板问题。从理论上说，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比较在同等发达水平下相关领域的发展水平，来确定相应的短板领域。一般而言，基于我国达到人均1万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可以考虑对应一些发达国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展水平作为一个标杆，从而寻求相应的短板领域。但是，由于各国国情差异和现代化路径的区别，这种方法实际上只能供方向上的参考。实际上，由于我国是具有14亿多人口的第一人口大国，在很多发展指标的总量上，已经是全球第一，但人均指标则相应差距较大。这意味着要结合相关领域情况，要具体分析相应的短板问题，而补短型投资则要相对精准聚焦。从整体上看，我国基础设施、农业农村、民生、生态环保等领域存在短板比较突出，是补短型投资应该重点 　　从基础设施看，一直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都是投资的重点之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够占到国定资产投资的1/4左右，中国快速成长为基础设施大国，中国基建存量已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国基建存量人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水平的20%到3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年我国公共资本存量达到48万亿美元（年不变价格计算），位列世界第一，但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仅为3.5万美元，在个经济体中居第37位[6]。这意味着我国基础设施短板问题仍很突出，再加之我国仍然处于经济空间大调整和城镇化大发展的时期，需要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有很多，“十四五”时期将城市群和都市圈战略对基础设施建设也还会有很大需求。从这个意义上，加强基础设施薄弱环节，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仍是补短板投资的重要方向。只是要高度注意的是，基础设施补短板投资一定要提高投资精准性和有效性，一方面要考虑到项目投资乘数和全面科学评估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另一方面还要严格管控对于各地重复建设的低效或者无效项目，为国家或省级统筹基础设施建设留下空间，避免地方的无序举债所带来的过大债务压力。

　　从民生事业看，真正实现幼有所学、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我国还有很多短板需要修补。在“十四五”时期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下，在这个领域的“补短板”问题有两个方面因素值得非常重视，一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所引发对卫生健康领域投入巨大需求增加，相对于这种巨大需求我国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投入短板则愈加明显。围绕人民生命健康，需要从医疗产业研发投入、疾病监测体系强化、卫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医疗卫生系统完善、商业化医疗机构发展、康养基础设施丰富等各个方面的巨大投资，从而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体系的弹性和韧性；二是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中度老龄化阶段，“十四五”期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从年2.53亿上升到3.03亿人，65岁以上人口占比可能达到14%。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抚养比大幅上升和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与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相适应的投资还存在巨大短板。我国老龄化水平总体上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在与应对老龄化相关的养老设施、医疗设施以及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这无疑是未来民生领域补短板投资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区域协调看，从城乡之间和国内不同区域之间不平衡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下，针对区间协调发展的补短板投资应该包括以下两方面重点。一方面是针对中西部地区和县级以下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补短板投资领域。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总量、密度和人均水平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绝大部分的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设施、高铁等都位于东部地区，而县级以下尤其是乡村的一些基础设施供给还存在短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新型工业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不同步。尤其是在西南省份，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诸多短板，通过补短型基建投资破除发展瓶颈制约是振兴西部、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是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相关的重大生产力布局短板等方面的投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围绕着这些战略的推进的相应短板，相应会带动一系列关于生产力布局的重大投资，通过这些投资未来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成为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区域格局。实际上与这些区域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投资，既包括这对某些区域发展短板的补短板型的投资，也包括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建设城市群和都市圈方面的推进区域升级的升级型投资。

　　从生态保护看，围绕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围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短板来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这需要围绕保护基本农田和生态空间，支持生态功能区把发展重点放到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上等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另外，围绕水、土、气等重点领域污染，对生态进行系统性修复投资，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科学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绿色发展的推进路径主要包括污染减排与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绿色城镇化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发展绿色环保产业等各个方面，补短型投资看主要针对污染减排与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低成本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在中国经济实现赶超同时，也对资源环境产生了大量的欠账。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46.4亿吨标准煤，是年的7.7倍，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3.2亿吨，比年增加了5.7倍[7]，这种巨大的环境资源支持已经形成了对生态承载力的巨大透支，需要通过持续的大量投资对生态进行修复，这种投资与其说是绿色转型的投资，不如说是针对资源环境短板进行的生态修补性的补短型投资。

三、“升级型投资”的关键方向：“新基建”与制造业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内经济大循环，这意味着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高效率、更加包容的经济增长。我国已经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为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整个经济循环而言，无论是供给侧和需求侧，还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都面临这向高级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方向升级的任务。升级型投资则就是围绕着现代化经济发展方向，旨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投资。如果说补短型投资有利于扩大经济循环流量，而通过升级型投资则有助于提升经济循环水平、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内大循环。在众多投资方向中，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投资十分关键，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可以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其中有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基础设施，以及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还包括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信息技术与传统基础设施融合的融合基础设施，以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支撑研发的创新基础设施。

　　显然，这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巨大的投资。例如，根据赛迪智库电子信息研究所（）估计[8]：一是5G领域，到年建成基本覆盖全国的5G网络，预计需要5G基站万到万个，这将直接拉动投资约2.5万亿元，而5G相关产业链投资高达5万亿元左右；二是大数据中心建设，到年将新增万机架，以单机架成本70万/架计算，预计新增投资1.5万亿元。大数据中心将带动云计算、物联网产业快速发展，预计年会带动相关投资超3.5万亿元；三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年新增投资约为0亿元，带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快速进步，促进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金融58等产业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亿元；四是工业互联网领域，至年新增投资规模将超6亿元，进一步带动智能制造相关投资超过万亿；五是特高压领域，到年总投资规模将超过0亿元，推动电力互联网、配电网等智能网络相关投资计超1.2万亿元；六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年投资规模将达到亿元，会带动相关投资累计超亿元；七是高速轨道交通，年投资规模约4.5万亿元，会带动相关投资累计超5.7万亿元。基于这样的估计，“十四五”期间这七个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直接投资带动投资合计超过了27万亿元。实际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绝非仅局限与上述七个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可以更抽象地表述为是支撑新型工业化的基础设施、支撑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9]。所谓新型工业化则是在传统工业化基础上叠加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要求，是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产生和应用的结果，因此，没有信息基础设施和新能源基础设施，实现新型工业化也就无从谈起；而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可以体现为建设智慧城市、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人文城市、宜居城市等一系列类型的现代化城市的要求，这些城市一方面需要布局全新的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绿色技术与交通运输、能源水利、市政、环保、公共卫生等传统城市基础设施进行融合，对传统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而建设形成的新基础设施，支撑新型城镇化战略，将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主战场。另外，新型基础设施还可以理解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相应的经济体系也需要从传统经济体系转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需要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都是现代化的方向和要求，因此新型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构成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因此，如果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广泛意义地理解为支撑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无疑需要巨大的投资量。而且，实证研究也表明[10]，虽然中国投资乘数显著低于大部分OECD国家，但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乘数比较高，能够达到OECD大部分国家的水平，这说明了新型基设建设投资有别于传统基建投，能够较快拉动经济增长。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投资需求巨大、进而有利于支撑经济增长、扩大经济循环，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促进经济升级、提高经济循环的水平。作为升级型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未来实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到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新型基建的投资占比远低于传统基建的背景下，扩大新基建投资占比，能够促使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虽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双方面重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都应该由政府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样也要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更加完善的市场体制机制这只手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升级。也就是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只是政府投资，试图通过政府投资来提高经济供给质量，虽然这可能会大幅度拉动投资、扩大内需，产生直接的从需求管理方面刺激经济增长的功能，但要想获得长期经济效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也必须坚持优先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原则。尤其是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具有很大区别，一方面市场前景不确定较大，选择性产业政策的适用性不高，另一方面近些年在市场机制推动下这个领域已经有了很好发展成就。因此，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是政府投资和引导投资的重点方向，但有必要防止地方政府过多举债直接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意义应该更多地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经济循环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角度理解、认识和把握。

　　（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投资一直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经过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大发展以后，中国制造业的定位已经从支撑就业和经济增速转向为支撑中国经济创新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是，在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占比在年超过工业占比、年达到50%以上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总体上存在“过早去制造业化”或者“过快去制造业化”的问题，制造业创新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还没有很好地达到发挥的情况下，制造业占比和制造业投资出现了过快的下降[11]。中国制造业占比已经从年的32%快速下降到年的27.2%，制造业投资增速也从年超过30%迅速下降到年的历史最低点2.8％，经过年和年虽然显著回升至9.5％，但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跌，回到了年的历史最低点。年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直到第三季度制造业投资数据一直是负增长。另外，虽然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固定资产占比重仍具有关键地位，但年以后制造业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到年已经从的44.6％的高位回落至39.1％。制造业投资的快速下降，也说明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比较突出。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而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制造业的地位更加突出。“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这就决定了未来这要求“十四五”时期制造业投资的方向：一是遏制“去制造业化”的“脱实向虚”趋势，通过重视制造业投资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二是针对新冠疫情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冲击及产业安全问题，制造业投资要突出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原则，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和提高全球价值链控制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同时还要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三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四是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五是针对产业基础能力薄弱问题等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投资支持力量大。六是针对我国经济区域协调问题，从区域布局角度提出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支持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

　　相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言，制造业投资更多是民营资本和企业自主决策，制造业投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国经济内生动能的加强。一方面，制造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比较大，近些年民营企业制造业投资占全部制造业投资的比重超过85％，民营资本是投资的中坚力量。实际上，年制造业投资下降，民营企业投资下滑是拖累全社会制造业投资下滑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制造业投资与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相比而言，市场化程度最高，也就是制造业投资基本都是微观企业主体在综合考虑融资成本、投资回报和需求预期等因素后，决定是否进行资本投入。而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受政府管制和政策影响程度相对较高。因此，政府促进制造业投资的关键是围绕制造业发展的创造一个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不断完善制造业创新的生态系统，降低制造业发展的成本，提高制造业投资回报。尤其是要在体制机制上扭转“脱实向虚”的经济结构失衡的趋势，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制造业均衡发展，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促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关系协调。除此之外，政府可以在制造业的产业基础高级化方面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再造产业基础，尤其是针对“卡脖子”的核心的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的基础材料、重要的基础工艺、行业共性基础技术等内容进行攻关和投资，从而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一个好的产业基础。

四、新发展格局下扩大有效投资应注意的问题

　　直观地说，有效投资是指具有效率的投资，如何衡量投资的效率呢？根据新古典投资理论，当企业投资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价值时，企业投资效率最优。对于政府公共投资，这里的边际价值是指社会价值，公共投资效率最优点是边际成本等于社会价值。有效的投资既要避免投资规模低于最优点而造成投资不足、无法发挥投资的作用，又要防止投资规模高于最优点而形成投资过度、造成极大浪费。但是，实际上判断一项投资的是否是有效投资，由于投资周期长、评价标准不确定和多重性等原因，往往十分复杂和困难。因此，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要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基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哈罗德—多马所证明的就是储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实际上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投资和资金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作用。但是，投资增加意味当前消费的减少，如果说牺牲当前消费追加的投资无法在未来形成更多的产出，这种投资是无效的，经济增长也就不可持续。与投资需求相比，消费需求属于最终需求，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是具有市场保证的可靠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早已越过了依靠投资驱动的大推进阶段，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主导转向消费拉动主导。从根本上说，构建以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仍需要投资，但投资应该是聚焦到补短型投资和升级型投资的有效投资。也即是说扩大内需的投资一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形成适应消费转型升级需要的有效投资，通过投资能够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实际上，从供给侧看，依靠有效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主导转向消费驱动主导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中国经济需要实现从资本、劳动力要素数量投入驱动转向以依靠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动能转换，将中国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二是要注重提高公共投资效率。由于公共投资缺少市场的竞争约束，需要更加强调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衡量公共投资效率需要从多维度综合视角进行判断，一个公共投资项目具有理想的投资效率，应该满足两方面要求。一方面，最大化投资的乘数效应和最小化投资的挤出效应，能够对私人投资发挥很好地带动作用，这意味着公共投资的有效性不能仅仅看这个项目本身的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实现投资的社会社会综合价值，这意味着公共投资的评价不仅仅包括经济增长目标，在经济增长目标之外，公共投资还应考虑社会目标和社会价值，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尤其是要注意考虑到生态要求，政府投资应当具有生态价值，有利于环境改善和生态保护。同时，公共投资还要重视促进空间布局的优化和要素的聚集，这要求公共投资要注意对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镇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等发挥重要作用。总之，公共投资要根据社会成本和社会价值来评判投资效率。在公共投资仍存在巨大需求的情况下，要找准公共投资领域中的短板和经济升级的关键领域，精准投资，为防止杠杆率和金融风险过度上升，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对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冲动要注意加以引导和规范通过补短板扩大当前有效投资，防止造成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库存增加、杠杆扩大、成本高企等问题，通过升级型投资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

　　三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能够由市场解决的交由市场解决，而政府要为企业等社会主体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一方面要通过完善市场环境激发民间投资的需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民间投资环境，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领域，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激励劳动、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资源优化再配置。要培育和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切实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减轻企业负担。另一方面要完善公共投融资体系，拓宽民间投资渠道。这要求创新投融资机制，探索建立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推进市场化运作，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尤其是在地方土地财政收紧、融资受限，以及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压力下，要坚持多渠道筹措资金，合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增加合法合规PPP项目，撬动社会资本进入补短板的重大项目。既要通过间接融资，发挥信贷支持基建的作用，也要加强直接融资，通过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工具来支持补短型投资和升级型投资的资金需求。加大补短型投资本身也是投资环境改善的要求，一旦发展短板补齐，投资环境也会相应改善，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等也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另外，让社会资本参与到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方面十分重要，其意义不仅仅促进了公共产品投入，而公共产品丰富还能进一步激励民间投资者投资产业的热情，加大升级型投资，有效促进产业创新发展，从而形成良性互动效果，促进经济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平衡、可持续发展。

　　四是以“双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向投资发展。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扩大内循环、更好发挥内循环对外循环的拉动作用，同时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水平提升。其中，促进国内国际双向投资是连接国内外两个循环的关键手段。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持续低迷，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减少，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年世界投资报告》预测，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急剧减少40%，达到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12]。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要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外商在华投资的法制环境，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投资信心，吸引高科技投资，把自贸区、自贸港打造成为吸引外资的新高地。另一方面，继续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这也是我国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要求要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一带一路”多边化发展，加强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力度，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政府、企业与第三方服务机构要携手做好对外投资的风险管理。年11月15日举行，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这将推进中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十分有利于扩大国内国际双向投资，从而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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