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评论》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周慧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学习与探索》年第6期
摘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矛盾的视角，将市场和政府这两种资源配置的手段视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两种机制，认为两者在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发挥作用，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影响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基本力量。一般来说，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都有各自的局限性，都存在失灵的可能，需要将其结合起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体制下无法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体制的优势，能够将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推动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这也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
关键词：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优势
一、引言
市场和政府是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和协调经济主体之间利益的两种手段和方式，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边界总是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关系和关系的变化本质上是由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所驱动的。
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个别分工也进一步发展，社会层面和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都意味着人们工作的差异化、专门化以及人与人之间依赖关系的增强[1]p55。
马克思指出，“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2］。因此需要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协调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协调经济中的各利益关系，以使生产和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在市场经济中，一种协调方式是市场，通过价值规律协调不同的行为人、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事后的调节达到协调和管理；另一种协调方式是政府，实质上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协调劳动分工，通过事前和事后两种调节达到协调和管理，实现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由于生产的社会化规律使劳动分工的差异化、专业化和复杂化程度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也不断增强，为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平稳运行，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也要发生变化。
但在市场经济实践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了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两者所代表的利益主导者的差异，从而制约着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能否顺应生产的社会化规律、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平稳运行。在不同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中，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推动市场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动，以满足特定利益集团对利益关系协调管理的需要。因此，有必要从特定的社会形态出发考察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和政府及其失灵的原因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强调自由放任、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利用“看不见的手”引导经济运行，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政府的地位被形象地描述为“守夜人”。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进一步发展，政府这只手越来越深刻地介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二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在西方国家盛行，政府在经济管理和协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不仅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短期的经济波动和进行总需求管理，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同时还利用福利国家制度，通过控制“社会消费的水平、分配和形态”，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维持社会中的非工作人口，改善社会的分配和再分配体系，为资本积累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冲击了所有的生活领域！……它规范了交易与商业、介入劳动力市场与工业关系、建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诸如交通与通讯之类的基础服务、直接生产货物与服务来贩卖。”［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举措都从不同的层面协调了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调节了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活动的四个环节。但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爆发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灵，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道路，不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及新自由主义的失误,为凯恩斯国家干预论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条件”［4］。
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面临的一个窘境是：市场失灵由政府手段补偿，政府失灵又回到市场手段，造成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复地在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来回摆动［5］。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没有销声匿迹，金融危机以及金融衰退阴影挥之不去，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了人们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自由化市场经济的深刻反思，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言，过度强调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模式可能已经走不通了，“有必要超越去监管化以及对国家干预的敌视”，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共识，其原则不是削弱国家、减少公共部门数量［6］。这种市场和政府关系及其边界的变化反映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无法有机统一所暴露出来的局限。
（二）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西方经济学用帕累托最优衡量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并概括出一定前提下的福利经济学两大定理。理论上福利定理成立的前提非常严苛，包括经济个体之间明晰的私有产权、经济个体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等等。但现实经济中的某些因素会打破这些假设，使市场配置资源偏离帕累托最优，引发市场失灵。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因素包括：外部性、公共物品、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外部性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厂商的活动对其他人或其他厂商的外部影响，或称溢出效应。这种效应是在有关各方不发生交换的意义上，价格体系受到影响是外来的”［7］。西方经济学认为，外部性的存在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发生分离，导致市场配置不能产生帕累托最优，部分外部性可以通过市场体系解决，但市场不能完全解决外部性，因而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公共物品是指一个人使用该物品并不妨碍其他人使用该物品，“公共性”指的是它的物质本质，并暗示着集体消费的潜力［8］。西方经济学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由私人生产会导致搭便车问题，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效应和低收益性导致市场在公共物品上的资源配置失灵。至于垄断和信息不对称，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垄断打破了完全竞争的假设，造成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在市场手段下，可能产生“囚徒困境”或其他非有效率的结果，并且垄断势力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从而导致市场失灵。而信息不对称使市场主体不能从市场机制中获得完全的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导致市场无效率。外部性、公共物品、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打破了福利定理成立的假设条件，使市场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结果，造成市场的失灵。
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手段加以克服，但政府作用也有局限性，存在政府失灵的可能。“二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干预过度、不当或无效的现象，从而引起西方经济学家对政府失灵问题的反思与研究。“在西方有关政府失灵的研究中,公共选择及公共政策学者的理论是较为系统的”，他们认为引起政府失灵的原因主要包括“公共政策失误”“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政府的扩张或膨胀”以及“政府的寻租活动”［9］。公共选择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失误源于公共政策决定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执行结果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民主投票得出的公共政策往往带来长远的弊端，公共政策不能协调错综复杂的多方利益，从而导致政府手段失灵。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表现为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布坎南认为后者是因为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缺乏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信息，从而导致政府配置公共物品效率低下［10］。政府的扩张和寻租活动反映了政府官僚体系的腐朽性以及逐利性，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降低了经济效率，导致政府失灵。
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源于两种手段自身的缺陷，政府手段不一定能够克服市场的缺陷，甚至可能带来市场的失灵。
（三）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分析中，首先从简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角度分析了市场的功能及缺陷。马克思肯定了市场经济相比自然经济的优越性与巨大生产力，认为市场机制作为调节手段，能够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市场机制按照“平均化法则”来完成资源配置作用，“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11］。因此，市场带有自发性、盲目性，孕育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当商品生产出来拿到市场上之后，“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能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12］。
马克思指出，对于商品所有者而言，“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1］p。在生产的社会化规律下，劳动分工不仅包括社会层面上的分工，还包括企业内部的个别分工。一方面，劳动分工使劳动者从事专业化、片面化的生产活动，“在我的劳动和你的劳动、我的劳动产品和你的产品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另一方面，劳动分工加强了“各个局部的操作环节和局部工人之间的全面的相互依赖”，并使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所有者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依赖关系。因此，劳动分工内部蕴含着“劳动的个别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存在着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不同阶级利益相矛盾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引发协调管理问题［13］。
马克思认为，企业内部的个别分工以生产资料所有者对劳动者的绝对权威为前提，其内部是专制的，企业通过“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协调管理各方利益；而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预先的规则在社会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1］p。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内部的利益协调管理手段与社会层面上的利益协调管理手段侧重点不同，企业内部强调控制和管理，社会层面则强调竞争的市场制度。
但正如马克思对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如果仅强调单个企业内部的计划性，而忽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会引发市场经济运行的矛盾和危机。适度的政府干预及调控，成为经济稳定的必要手段，“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14］。在生产的社会化规律下，社会分工和个别分工越来越复杂化和专业化，人们之间的物质依赖关系也不断加强，这不仅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要政府更好地、更有为地发挥作用，要推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辩证地发展。
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劳动分工引发了利益关系协调管理问题，而市场和政府都是市场经济中利益协调的手段。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分工内在的矛盾也不断扩大，要正确地、辩证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手段的优势，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维持市场经济持续良好运行。
(四)西方国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实质
西方经济学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原因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两种手段的局限性，但没有说明西方国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西方国家整体性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实质上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的发展是积累物质财富的重要渠道，资本主义生产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追逐，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促使原先复杂的生产活动不断地细化、专业化，衍生出更多的职业，并推动企业内部分工的细化和复杂化。社会分工和个别分工的发展，一方面使企业内部工人的劳动成为生产单个商品必需的局部劳动，另一方面使社会内部生产中间产品工人的劳动成为生产最终产品必需的局部劳动，从而使不同生产领域内部和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依赖关系日益加强，也使人们需要更高程度的商品交换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从而推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者与劳动者、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利益联系不断深化，“C—M”的商品流通环节更加复杂，商品顺利实现对生产和需求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因此，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市场和政府适应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工和个别分工下的利益协调问题，推动各方利益协调统一，促进生产和流通的正常运转。
但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身与这种要求相悖，私有制渗透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形成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的对立，造成资本家阶级内部的竞争，在经济和政治上形成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与社会整体利益不一致。首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与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的各方利益统一相矛盾，引发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特别是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同步发展，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形成巨大的贫富分化格局，最终形成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的供需矛盾。其次，资本家阶级内部的竞争，促使各部门生产比例的失衡，并且导致极大的生产负外部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良好运行。最后，资产阶级利益占统治地位，使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成为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工具，无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无法协调各方利益的统一。
可见，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整体性市场失灵，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根本性质，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国家选举制下的执政党也是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可能以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转，所以在危机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大萧条危机、滞胀危机和金融危机都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不可能在根本上解决由制度本身带来的矛盾，无法适应生产的社会化规律对利益关系协调管理的要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和政府无法达到生产的社会化规律对协调管理的要求，而整体性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以危机的形式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和政府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基本经验是要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5］。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16］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17］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强调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
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利益关系协调手段，要求发挥两者的长处和优势，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本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和发展中不断走向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这既是生产力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规律的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要求。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本质是达到各方利益协调统一，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具体而言，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从根本上要求实现四个方面利益的统一。
1.实现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统一
经济整体由所有局部组成，整体决定了局部，而局部的变化会影响整体。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既存在对立的部分也存在统一的部分，市场经济中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对立会影响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扭曲市场机制。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本质之一是实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
从资本的角度看，由于“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较为发达的经济组织形式，必然有资本的存在和资本逻辑的运作”［18］，不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有不同性质的资本。单个部门内部各个资本的运动变化构成了单个部门资本的运动变化，所有单个部门资本的运动变化构成了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变化。单个部门资本生产和再生产顺利进行属于局部利益，而社会总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是所有单个部门资本生产和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和结果，是所有部门资本在整体上的利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断裂是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也即要充分发挥两种手段的长处，在发挥各部门资本活力的同时，协调各个部门资本的循环周转，推动社会生产各部门保持协调的结构比例，使社会总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
从不同经济形式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中除商品经济以外，还有其他边缘经济，如家庭经济等。不同形式经济的利益都属于局部利益，而由所有不同形式经济组成的经济整体的利益属于整体利益。不同形式经济的利益不一定与整体利益相一致，有可能会引发单个形式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情形，而整体利益并不最优。所以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要充分利用两种手段协调不同形式经济之间的利益，推动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统一。
从群体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人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社会整体由不同的群体构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需要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如资本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利益、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以及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等。单个群体利益最大化不一定是整体利益最大化，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要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局限性，使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达到统一。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将经济整体划分为不同的局部，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要更好地推动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相统一。
2.实现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统一
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表明了不同时间上的利益，长期利益是长远的、可持续的利益，短期利益是短期的、当前的利益。由于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短期利益最大化并不能保证长期利益最大化，甚至可能损害长期利益，从而扭曲市场和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了经济中的参与者如何从自身内在动机出发，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进行交换，这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是对市场手段作了生动的诠释，并引申出“经济人”假说。在“经济人”假说下，经济人具有自利性、理性，同时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在市场手段下会增加社会公共利益。然而在实际市场经济运行中，由于市场的局限性和复杂性，经济人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往往具有短视性，带来长期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展现了资本家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带来的长期弊端，这些弊端包括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劳资冲突、女权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等等。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存在，西方国家市场和政府手段无法解决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统一，并且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发展着更大和更广层面上的矛盾，威胁着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所以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本质也包括解决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统一的问题，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基础，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纠正市场机制下个体盲目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实现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统一。
3.实现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统一
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是不同地方上的利益，中央利益集中代表和体现了整个社会公共利益，而地方利益既有与中央利益的一致性，又有明显的独立性［19］。地方利益最大化需要与中央利益最大化统一，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中央政府的目标是追求中央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的目标是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中央政府主要
